昭然如玉

前苏联作家鲍里斯·列昂季耶维奇·戈尔巴托夫，顿巴斯人，生于1908年，1954年因突发心脏病去世，时年46岁。30年代，戈尔巴托夫从事新闻工作，曾两度去北极地区采访、体验生活，创作了以开发北极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平静的北极带》（项星耀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这本小说集清新朴实。1939年9月，戈尔巴托夫随军参加了解放波兰东部地区的战役和苏芬战争，并创作了描写苏军解放波兰的电影小说《三天》。卫国战争爆发后，戈尔巴托夫上前线做战地记者，写了大量犀利的政论，创作了中篇小说《不屈的人们》、《给同志的信》、《战士阿历克赛·顾里柯夫》、《关于士兵的心的故事》，其中以《不屈的人们》影响最大。

戈尔巴托夫另外两部描写战前和平建设生活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人》和《顿巴斯》都有中译本。

《我们这一代人》（钮心淑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发表于1933年，描写十月革命后几个少年的生活，他们在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红军与邓尼金白匪军交错拉锯的日子里的经历，以及政局稳定后他们作为共青团员参加建设的成长历程，风格与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系列有点类似，不过略为刻板，不如《雾海孤帆》那样灵动。在这本书里，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青少年的生活实况和他们的精神世界，这部作品多少有一点20年代自由气息的余韵，洋溢着戈尔巴托夫青年时代的激情。

《顿巴斯》（草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发表于1951年，和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一样，以斯达汉诺夫运动为背景，不过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源地就在顿巴斯煤矿，斯达汉诺夫本人就是顿巴斯的矿工，因为创造了新纪录而被树为电影形象广泛宣传，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在全苏联掀起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顿巴斯》写了两个顿巴斯的青年矿工安德烈和维克多的劳动生活，他们克服了不安心工作的情绪，在火热的劳动中发扬苏联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创造力，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创造了辉煌的成绩，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作客。

从文学角度审视，在戈尔巴托夫的所有作品中，以《我们这一代人》最为出色。当然，作为战时文学的代表作品，《不屈的人们》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2005年，借二战胜利60周年之机，这部杰出作品在我国再版发行

　　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全面清算斯大林时代的种种弊端，批判个人迷信，清理和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整个苏联社会的格局和气氛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文学界，解冻文学兴起，一个一个禁区被冲破，有良知的作家们开始反思苏联的历史，反思斯大林时代的方方面面，并且严肃地思考苏联文学是不是应该树立人道主义的旗帜。在这股文学浪潮中，尼林以他在强力部门工作过的阅历和对苏联肃反工作的严肃思考，分别于1955年和1956年接连撰写了中篇小说《考验的时期》和《冷酷》，引起广泛的关注。
　　
　　《考验的时期》和《冷酷》都是以20年代初内战刚刚结束、新经济政策刚刚开始时期的肃反机构为背景，真实描绘了那个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风貌和苏联强力部门的种种内幕。《考验的时期》又名《试用期》，篇幅不长，人物、情节、故事内容都比较简单，主要描写两个年轻的共青团员——叶戈罗夫和扎依采夫来到西伯利亚某县的刑事侦察局实习，由老侦察员茹尔带领试用一个月，以决定谁去谁留。在这段考验的时期内，两人参与了一系列案件的侦破工作，表现出两人截然相反的性格、品德和工作作风，他们对人的态度、对工作意义的理解更是南辕北辙：扎依采夫勇敢、刚毅，但是简单、机械、粗暴，甚至有嗜血倾向。而叶戈罗夫则表现得怯懦、畏缩，不像是个坚强的肃反人员，但他心地善良、虚心好学，对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联系有深刻的理解和感悟。在工作中，这两个朋友产生了耐人寻味的意识冲突，最后虽然两人都留了下来，茹尔却从扎依采夫身上看到了某种潜藏的不良倾向，并深为忧虑。
　　
　　相对素描小品式的《考验的时期》，尼林稍后创作的《冷酷》则是一部沉重得多的作品，人物、情节和故事内容更为复杂，视野更为开阔。这部作品描写内战后西伯利亚某地的肃反斗争，内战后残余的反动匪帮躲藏在深山里，伺机杀人放火、捣乱破坏。当地刑事侦察部门在一次行动中抓获了沃隆佐夫匪帮骨干巴乌金，年轻的侦察员马雷舍夫耐心地与巴乌金交流，终于感化了巴乌金，经过一番波折，巴乌金协助马雷舍夫抓获了匪首沃隆佐夫，但在最后关头，马雷舍夫的局长率领一帮警察鲸墨了抓获匪首的功劳，并把巴乌金当做土匪关押了起来。马雷舍夫无法面对巴乌金的信任，顶不住良知的拷问而饮枪自尽，其最后的遗言是“我打生下来就没当过奴才，也决不会当奴才！决不……”。小说以马雷舍夫同事自述的方式，把整个故事叙述的惊心动魄，荡气回肠。叙述者最后感叹地说：“每当我回忆起这一切，我又重新回体念到那个阴雨、悲戚的日子的全部感受。悲痛、愤怒，惋惜的感情混杂在一起，至今在我身上还没有丝毫减退。”可以认为，这也是作者在回顾以往岁月时的悲叹，五味杂陈，意味深长。
　　
　　关于这两部作品的主题特别是《冷酷》的主题，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强调作品的人道主义倾向，比如科瓦廖夫的《苏联文学史》说《冷酷》“悲剧性的社会心理冲突，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为争取革命人道主义原则的胜利而进行的那种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我国学者大多沿用苏联学者的说法，认为“作者抓住了一个根本性的人道主义问题：在对世界进行革命变革的过程中暴力和说服、残酷和宽容的相互关系问题”（许贤绪《当代苏联小说史》）。美国学者斯洛宁则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1917～1977》中认为尼林提出了个人良心问题：“这种倾向是要摆脱枯燥乏味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坚强的，生气勃勃的，重视科学的共产主义者’对幻想和内心感情的‘胡言乱语’所持的全盘否定态度”。
　　
　　从人道主义观点或个人良心的观点来分析尼林作品的深层意涵当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尼林更多是从现实层面来表达他的思考，而他的思考是沉重和连贯的。在《考验的时期》中，老侦察员茹尔所担忧的扎依采夫身上的不良倾向在《冷酷》中得到了深化，并且掌握了权力，完全占了上风。《冷酷》中那个极端无耻的肃反机构局长难道不知道巴乌金是冤枉的，并且是立了功的吗？难道不知道马雷舍夫才代表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吗？他当然知道，但他仍然成功地以革命的名义完成了他的罪恶勾当，甚至借他人之口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为什么局长要把案卷立成不是巴乌金抓住了沃隆佐夫，而是我们逮捕了所有的匪徒。局长关心的不是他个人出名，那就太渺小和卑鄙了，他是想要在居民眼中提高刑事调查局的威望，而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真是辛辣之极，在这位局长及其喽啰的眼里，他人的生命和名誉算得了什么？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又算得了什么？革命队伍中怎么总会有这类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卑劣之徒，并且一再得逞？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尼林所揭露的苏联肃反机构中反面人物并不是只有那个局长而已，仅就《冷酷》中的描述来看，在那个局里有很多这样的小人。在作者的笔下，那个局长及其喽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苏联肃反机构的集体形象。或许有人会质疑尼林丑化了苏联肃反机构，其实不然，尼林正是借马雷舍夫及其共青团同伴的形象诠释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并借此反思苏联肃反机构的历史问题。当年苏联肃反机构的种种作为，固然为巩固内忧外患的苏维埃政权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但不能回避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他们某些不够人道甚至悖反人伦的行为，也为苏联政权埋下了严重的政治隐患，对苏联体制造成了持久的伤害。在革命的浪潮里，是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合理的、必要的？是不是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底线？我想这也是解读尼林作品所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巴维尔·菲利普波维奇·尼林生于1908年，1981年去世，早年当过工人、刑事调查局工作人员，30年代成为作家，卫国战争时期担任随军记者。除《考验的时期》和《冷酷》外，他的其他作品中译本有中篇小说《祖国的儿女们》（丽尼译，上海杂志公司，1945）、《在生命线上》（沈静波译，联益出版社，1947）和《认识了齐什科夫》（谭宝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除小说外，他也写电影剧本。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尼林以《考验的时期》和《冷酷》这两部作品在后斯大林时代率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苏联最敏感的神经，这两部作品也因此在苏联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记。
　　
　　《考验的时期（试用期）》（草婴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
　　《冷酷》（肇堃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邓学禹、吕宗兴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