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然如玉

【魏晋南北朝时期】

公元420年东晋灭亡，刘宋取代东晋，在中国南方地区相继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汉人政权，史称“南朝”。南朝与鲜卑人或鲜卑化汉人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的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北朝政权对峙，合称南北朝。南朝继承了东晋的疆土，其范围为中国南方——秦岭、淮河以南的地区。其中刘宋最大，北疆达到黄河；南陈最小，只有江陵以东、长江以南的狭小国土。

虽然南朝的四个政权各自存在都只有几十年，但作为汉族政权在南方的统治，为汉文化在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播续作出贡献，同时在南方兴起了建康、江陵、扬州、成都等大城市，中国南方取得了很大发展。

《阳羡书生》，后世亦见知为《鹅笼书生》。梁·吴均《续齐谐记》。

清·吴骞《〈扶风传信录〉序》：“昔东晋时阳羡许彦，遇鹅笼书生于绥安山下，离奇诡变，至今人称道之。”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一》：“然阳羡鹅笼，幻中出幻，乃转辗相生……“

吴均（469～521年），字叔庠，南朝梁文学家、史学家，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出身贫寒，性格耿直，好学有俊才。沈约见其文，倍加称赏。其诗清新，其文工于写景，诗文自成一家，常描写山水景物，称为“吴均体”，开一代诗风。梁天监二年（503），吴兴太守柳恽召为主簿。建安王萧伟趋贤重士，召吴均为记室，掌文翰；萧伟迁江州（今江西九江），补吴均为国侍郎，兼府城局。后柳恽又转荐吴均于梁武帝，帝召之赋诗，深为赏识，任为侍诏，累升至奉朝请。

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也。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沈约尝见均文，颇相称赏。天监初，柳恽为吴兴，召补主簿，日引与赋诗。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效之，谓为“吴均体”。建安王（萧）伟为扬州，引兼记室，掌文翰。王迁江州，补国侍郎，兼府城局。还除奉朝请。先是，均表求撰《齐春秋》。书成奏之，高祖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普通元年，卒，时年五十二。（吴）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著《齐春秋》三十卷、《庙记》十卷、《十二州记》十六卷、《钱唐先贤传》五卷、《续文释》五卷，文集二十卷。

再看吴均的《阳羡书生》，可以看到他把故事的说教意味完全地去除掉了，而强调了这个故事奇幻诡讠叔的一面（比如在女子吐出男子后，又增加了男子吐出二十多岁妇人的情节），同时增加了本土化的细节（负鹅笼山行），这并不仅仅是技巧方面的进步。表面上看，这只是从纪实和说教到有意虚构的变化。深一层看，则可以看到吴均对世界的认识与前人之不同：在吴均的笔下，世界的存在与否已经完全无法被证实更无法被解释，如果书生能够吐出女子，而女子又能够吐出男子，而男子竟又能进一步地吐出女子，那么，我们不得怀疑，那个背着鹅笼在绥安山道上行走的人，又究竟是由谁吐出来的呢？而如果连这个背负鹅笼的人之真实与否都无法被证实，那么我们难免要想到，讲述这个故事的人，又究竟是存身于何处呢？或者，竟连我们也不过是存身于另一个人的口中吗？

吴均没有像郭璞那样，试图用“易”来解释世界预测未来，没有像干宝那样，试图在这个世界之外找到另一个神明的世界，没有像葛洪那样，试图抛弃这个世界寻找永恒的“道”和永生，亦没有像陶渊明那样，告诉我们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桃花源，更没有像颜之推那样，把一切都归因于佛教的因果报应，吴均只是冷静地把这个世界推翻、毁灭，然后负手在旁边默默地看着。

但是也正因为这样的推翻和毁灭，反倒使我们这个世界成为更真实的存在，同时也使吴均成为更真实的存在。所以他才能够有这样的勇气，把那个口中有一个世界的主角的身份，由梵志、道人更换为书生！

《续齐谐记》现存十七则。《金凤凰》《紫荆树》《华阴黄雀》《洛水白獭》《燕墓斑狸》《通天犀纛》《笼歌小儿》《阳羡书生》《九日登高》《上巳曲水》《七夕牛女》《明眼袋》《五花丝粽》《白膏粥》《梅溪石磨》《徐秋夫》《清溪庙神》

辑轶《王敬伯（王彦伯）》《武昌小吏》《天台遇仙》

【唐代】

两种隐士：虎与猿

虎：促使他们走出山林的，不再是功名利禄，而只是儿女之思。

《申屠澄》，薛渔思《河东记》。

“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常忧时节变，辜负百年心。”

猿：似人仍非人，来自山里，复归林中。我所欲者，君之狂放不羁，我所不欲者，君欲买官于污吏，折腰于宦禄。

《孙恪》，裴铏《传奇》。裴铏，唐懿宗咸通初前后时人。

“刚被恩情役此心，无端变化几湮沉。不如逐伴归山去，长啸一声烟雾深。”

《陶岘》，袁郊《甘泽谣》。袁郊，唐懿宗时人，咸通间曾官祠部郎中，又为虢州刺史。

自战国以来，剑就象征着勇武、不畏强权和献身之精神，这种象征性是因剑的使用者而得以附着于剑之上的，比如《史记》中“聂政之刺韩相”：“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玉之象征性则几千年来都没有变化，代表着坚贞不屈的性格和纯洁无瑕的品质。如果我们把古剑与玉环所隐含的这些象征考虑进去，也就可以明白陶岘之将古剑与玉环投入水中，然后让摩诃冒着生命危险潜水去拾取，决不意味着陶岘是一个“貌似名士风流，实为虚荣无聊的浪荡子弟”，同时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在有恶龙于水底的情况下，仍然硬逼着摩诃入水了。在陶岘这个貌似无聊的举动中，隐含着他对古剑与玉环所代表的精神与性格的怀想，然而这种怀想又是极其消极的，——他甚至都不敢自己下水去拾取他所抛弃之物，而只敢让奴隶代自己去行动，而在这种反复的拾取中，他与摩诃终于产生了某种若有若无的精神上的联系，这也正是他在摩诃死后“流涕水滨，不复议游江湖”的真正原因。

《许汉阳》，《博异志》。作者谷神子，不详。

整个故事的大部分，气氛都是欢乐的，想象清丽，语言的风格也十分华美，但是到了文末，气氛却为之一变，刮起了大风，云色变暗，四周变得漆黑，到了黎明，树林里空空的显得凄冷，而在微茫的光中，溺水后被救起的人把昨夜的一切欢乐都颠覆了，原来许汉阳昨夜里所赴的筵席，竟是人血的盛宴。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把龙在中国的象征意义考虑进来，则可以知道这篇传奇实在是唐传奇中极少见的特出之作，这里隐隐然是在以嗜血的龙象征统治者，而许汉阳作为一个书生的尴尬处境也被表露无遗：在统治者那里，他不过是一个玩物，连将自己的诗写上书卷的机会都没有；而在渔民那里，他却是一个“措大”，又穷又酸，根本无法得到渔民们的尊重。

而许汉阳所能做的反抗，也仅仅是把血吐出来而已，这种平淡而又绝望的结局，几乎就是当时某些意识到自己的尴尬处境的文人内心痛苦的真实反映。

这一篇传奇的风格也很明显地影响了后来宋代文人的写作，或者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宋代文人更多地体验到了《许汉阳》作者的心境，从而写出了与《许汉阳》的风格相近的作品，当然，后来者的写作，又比《许汉阳》更冰冷、更残酷，也更绝望了。

《红线》，《甘泽谣》。

纵观中国历史，每当国家危亡之时，强调国家利益压抑个人主义的国家主义总会大行其道，而文人所固有的救国救亡的使命感也会被激发，在这强烈的使命感所造成的内心压迫之下，屈身于皇权的统治甚至成为藩镇的家奴，——只要这个藩镇奉皇权为正统——都可以被文人接受；但如果更深入地分析红线的心理，则我们仍可以确知，在她的内心深处，对独立和自由的渴望之火并没有熄灭，虽然在小说中这一点是用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功成之后弃薛嵩而去，追求长生不老。

在明白了这种救国救亡的使命感对唐朝中晚期文人的内心所造成的压迫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红线》中那句被人所称道的名句：“铜台高揭，漳水东流；晨鸡动野，斜月在林”，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袁郊在创作这篇传奇时内心的昂扬与激动。

田家外宅男，薛家内记室；铁甲三千人，哪敌一青衣。金合书生年，床头子夜失。强邻魂胆消，首领向公乞。功成辞罗绔，夺气殉无匹。洛妃去不远，千古怀烟质！

《聂隐娘》，《传奇》。

实际上，如果抛开聂隐娘那些神乎其神的剑术，她的行为反倒颇有一些战国时侠客的古风，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当然对聂隐娘来说，刘昌裔也算不上知己，但茫茫尘世，她所能找到的与己相类的人，也实在很少，父母对她已不怜爱，传授她剑术的尼姑杳无音信，丈夫也只是凡尘中的一个俗人，精精儿与空空儿虽也会剑术，但却与她为敌，则这个会神算的刘昌裔，大约也勉强可以被她引为同类吧。因此与红线相比，聂隐娘反倒是唐朝文人的自由精神重新被激发出来的产物，她所有的行为都只是基于她自身的需要，而不是像红线那样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对于唐朝皇室的正统地位，聂隐娘隐约也是承认的，这也可以从她弃后来反叛的田承嗣转投愿意入朝觐见的刘昌裔看出来。

《杜子春》，李复言《续玄怪录》。

这篇传奇的情节，大部分与《大唐西域记》中“烈士池”的传说一致，最不一样的地方，除了人名和地名都换成中国的之外，还有结尾处的改动。在《大唐西域记》中，烈士对于儿子的爱，被看成是魔鬼对修道之人的侵扰，这意味着在印度的传说中，爱不仅是外界强加于人的，而且还是坏的；而在李复言的《杜子春》中，作者则认为“爱”是存在于人的内心中的，而且他也并没有指责爱的存在，而只是单纯地认为，因为有爱的存在，所以人才不能成为仙，更重要的是结尾处的那句话——“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

“勉之哉！”的意思，有人以为是道士在鼓励杜子春继续修道，但从上下文来看（道士三次给杜子春钱以谋生治家，炼药失败之后杜子春想再一次寻找道士帮助他炼药，而云台峰上却已绝无人迹）并非如此，而应该是道士在鼓励杜子春继续在这个世界中勇敢地生活下去，虽然，正如杜子春在炼药时遇到了种种磨难一般，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生活，也难免要遭遇到无数的痛苦与恐惧，但既然我们摆脱不了要去爱我们所爱，既然我们“犹为世界所容”，则我们就必须、也不得不勇敢地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下去，而这才是“勉之哉！”的真正含意。

这层意思被一千多年后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进一步地发挥出来，在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中，老人将杜子春找去并不是为了炼药求仙，而是为了让杜子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只有那些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仍能够坚定地爱自己所爱的人，才配得上被称为真正的人。在小说的最后，杜子春放弃了沉默，为了解救自己的父母，让他们不再遭受折磨，他冲上前去，抱住已经变成了马的自己的母亲，喊道：“娘！”于是一切都结束了，老人重新出现，他欣喜地看到杜子春终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他对杜子春道：“喔，对了，我刚想起，我在泰山南麓有一间房屋。那房屋和田地都一起送给你，你马上去住吧。现在这个时节，那屋子四周，大概已开满了桃花吧！”

这就是我认为李复言的《杜子春》在中国的文学史中具有特别的意义的原因，在中国的传统中，“爱”是不可以存在的，即便存在也是不可以被张扬出来的，但即便在如此的重压之下，对于人的内在的、自然的情感与欲望的追求与肯定，也仍然在中国的历史中不绝如缕地延续下来，在《杜子春》之后，有《红楼梦》中林黛玉对爱情的勇敢而顽强的追求，在《杜子春》之前，有魏晋时人对自由与个性的张扬。我想用《世说新语》里的一个小轶事来结束本节，从这则轶事里我们将会知道，《杜子春》所具有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完全称得上是“石破天惊逗秋雨”。

《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宋代】

《僧珉楚》，徐铉《稽神录》。

想想故事中的场景：熙熙攘攘的街市上，混杂着无数的鬼魂；光线阴沉，妇人在叫卖由死人的手幻化出来的红花。如果我们能够以同情地态度，去设身处地地想象徐铉当时的心境，则必定可以理解他内心的绝望与无奈，而这样的绝望与无奈也只能且只可以用这样平实的文字去表达

《周洁》，《稽神录》。

在荒凉的世界上，周洁独自周游，好不容易遇到两个姐妹，而这两个姐妹原来却是死去已久的尸体。这里面的绝望比起魏晋人的绝望或许更深入骨髓，更冰冷黑暗，魏晋之人面对这种绝望的时候更多的是选择了逃避，正如干宝之逃向神鬼，王嘉之逃向永生，陶潜之逃向乌托邦，而徐铉在经历了这种绝望之后，却没有选择逃避，他甚至没有退后半步，而是勇敢地上前，将姐妹俩的尸体，还有她们的家人的尸体都埋葬了。而在埋葬了这些死去的人之后，他将继续他的孤独的客游，寻找下一个可以给他以希望和慰安的生命与温暖。

这就是宋代的文人与魏晋南北朝时的文人还有隋唐时的文人最大的不同，他们不再逃避，面对冰冷而黑暗的现实，他们勇猛精进，即便现实的背后只是绝望与虚无，他们也仍然要牢牢地抓住现实中的一切，并无所畏惧地、百折不回地去改造现实。

“浩劫易翻沧海水，浓春难谢碧桃花”，是在看李剑国所编的《宋代传奇集》时看到的，出自王山的《盈盈传》。沧海虽大，终究要为浩劫所翻，桃花虽小，却也要坚持着绽放于短暂的浓春，这绽放相比于浩劫之漫长，不过是刹那罢了，但浓春终要回来，碧桃终要再绽放。人之生命与宇宙洪荒之迁转，亦不过如是吧。

《越娘记》这一篇，出自宋人刘斧所编之《青琐高议》，《青琐高议》还有另外一篇题为《远烟记》的，也有人说是钱易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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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汲蒙泉  明·林蕙

别去蒙泉三十霜，今朝来汲沸茶铛。

山翁面相都非旧，一勺何曾改冷香。